斯诺分别拜访了哪两个人(埃德加·斯诺)

周恩来、毛泽东、博古在延安

1935年秋天,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陕北。红军终于有了一块相对比较安全的歇脚之地,毛泽东想请记者将一些重要事情记入史册。当时找中国记者的成功性很小,国民党不仅会封杀他们的言论,而且还可能对记者本人带去杀身之祸。

图 英文报纸上刊登的毛主席

“好!好!毛泽东主席,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能和您单独谈谈?”斯诺开门见山地问道。

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战略眼光的红军领袖,斯诺从未如此欣赏过一个革命领袖。

为采访方便,斯诺就住在毛主席的山脚下。斯诺和毛主席进行了多次长谈,了解了毛主席的童年、故乡,以及如何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,谈到长征的情况时,主席还给斯诺拿出了自己写的七律·《长征》。斯诺才知道,毛主席是十分博学的。

毛主席请陈嘉庚吃了顿便饭,饭上最珍贵的菜肴是当地乡亲招待贵客特意杀了一只鸡。席间来了个小战士送电报,送完毛主席说,你吃饭了没有,没吃的话你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吃。

这篇报告也成为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,中国工农红军最早最详尽的的报告。

1937年2月的一天,斯诺在燕京大学校园内未名湖畔召开大会。斯诺在200多名学生参加的大会上首次介绍在陕北采访情况,并播放了红军纪录片等。为了让西方更多人了解中国北方还有一支军队以及它的领导人情况,1937年10月,斯诺把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书稿交给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。

1964年,斯诺再次受邀到中国,重访燕园。

虽然陕北当地多有流行疾病,但都得到了有效控制。在斯诺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红军之前都可以理解,凡事都需要一个过程。

斯诺真的很想见见他,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,他自称为“就算是拿着自己的脑袋去冒险也值得”,经过足足一个月的长途跋涉,他在这一年的7月份到达了陕北的安塞,看到了周恩来总理。

1971年2月,斯诺回到了瑞士,并发表了《我同毛泽东谈了话》、《周恩来的谈话》等文章,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,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

1941年,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,斯诺以新闻报道的形式给予国民党反动派无情的揭露,受到国民党打压而回国。受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泛滥的影响,回国后的斯诺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迫害,被迫迁居瑞士。

依照斯诺生前的遗愿,1973年10月19日,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为斯诺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大会。这场大会不仅是为了悼念他,更是为了实现他的遗言。

“那是报纸上不得不说他们是土匪,实际上还有很多农民欢迎他们呢?他们取消高利贷,给农民分去土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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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个月的采访,斯诺一共做了16本笔记,拍了24卷胶卷。大量文字和照片不但是生动的一手材料,还解开了他心中的疑问,使他完成了从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转变。

在保安采访期间,斯诺还采访了很多天才红军将领。斯诺发现一个现象,大家对毛泽东由衷的佩服。在简陋的窑洞和微弱的煤油灯光下,毛泽东回答了关于对当前局势的看法,澄清了外界对自己的种种猜测等。

1972年2月15日,也就是尼克松和毛主席会晤的前一个星期,斯诺在瑞士不幸病逝,享年66岁。

对于毛泽东的大名,斯诺其实不止一次的听过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悬赏25万大洋要眼前这个人的脑袋,但是他却毫不避讳的站在大街上与普通人聊天,彷佛毫不惧怕。

即使来到北京也无药可医,医疗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,减轻斯诺的痛苦。

“我爱中国。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,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。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,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……”

“总司令(指蒋介石)并没有人悬赏要他的首级”,他每到一地却如临大敌。“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,谁信任人民。”

1935年,贪心不足的日军,又加强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爱国学子们保家卫国,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活动。

在纽约印行的《红色中国内幕》英文版

几天后,王先生来到,斯诺拿出了宋庆龄用特殊墨水写成的介绍信。王先生看过信后,与斯诺交谈起来,并安排他搭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前往苏区。斯诺一听就蒙住了,张学良不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吗?

毛泽东还在谈话中表达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抗日主张,例如持久战战略。并提出一些口号,例如“坚持抗战,反对投降”、“坚持进步,反对倒退”、“坚持进步,反对倒退”。

谈到中美之间关系的时候,毛主席态度明确:“目前中美两国的关系要和尼克松解决,如果他愿意来,我们也愿意跟他谈,谈得成谈不成都行。”

另外,最关键的是:东北军是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,不断的消耗自己的兵力。

“我热爱中国,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能留在中国。”

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也已经渡过了黄河,进入山西地界,试图开赴长城前线与日本人作战。这一举动引起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,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抗日红军。虽然前进的红军最终被蒋介石派出的精锐军队拦截了,但是这却阻挡不了群情激愤的爱国学生。

王海容(时任毛主席翻译)回忆称:毛主席那时候身体不太好,感冒比较严重,会见的时间一拖再拖。

“想报道什么都可以,所见所闻都可以,有困难我们还可以协助你一起考察。”

“让我看看,你们还像在延安时那样相亲相爱吗?”

1960年6月,斯诺终于受邀再次来到中国,并进行了5个月的友好访问。

于是他们怀揣《西行漫记》赶赴根据地,而斯诺也从革命旁观者逐渐走向革命参与者。